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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日期:2017-12-19 14:09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校园霸凌:被娇纵的“邪恶宝宝”

  当我们在家中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经常说“都是你的”“宝宝就是对的”,遂其心愿、妥协让步时,我们必须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校园霸凌事件中扮演邪恶的角色。

  在大学任教六年以来,每年都给大一新生上课。第一堂课,总免不了讲些题外话,说说应当注意的入学适应问题。我通常是拿中小学作为对比的。

  从小学到大学,哪一个阶段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最多?肯定不是大学。但是,面和心不和的情况,在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客观存在。因而,室友之间可能发生锤击、鸩杀的犯罪行为,闺蜜之间会因为争名夺利而“暗黑破坏”。相比之下,小学生的打架斗殴只能算是“打闹”。

  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发生的中小学生霸凌事件,让我对自己每年都跟学生唠叨的碎语,有了一点新的反思:它们真的只是“过分的玩笑”吗?

  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时刻助长着这种恶劣局面:要么笃定地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来否定小孩子纯正向善之言行,甚至暗笑他们的“迂”;要么就是一厢情愿地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周处除三害”的掌故来为“小霸王”们开脱,甚至为其某些蔑视公序良俗的举动站台、张目。

  现代化历史进程同步开启了人类心态的年轻化。人们告别尚古非今的前喻文化传统,满脸皱纹不再等同于有智慧的人生经验,知识和技能的传播也不再只能口耳相传。活力来自于青年,因而社会推崇青年、礼赞青年;青年又出自于童年,所以我们萌化童年、神化童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小孩子犯错误自然更不必挂怀了,反而是老年人动辄得咎,承受“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咒骂。

  权利的优先序向孩子倾斜,儿童逐步被特殊化以至于神圣化,成为一个备受推崇的群体,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在其代表作《儿童的世纪》中有明确的结论。他认为,在前工业社会,孩子的成长环境其实与大人别无二致,他们不被认为是“珍稀物种”或特别值得呵护。人们对儿童也只怀有一种非常浅薄的情感,或可称之为“溺爱”。儿童被认为是好玩的小东西,人们与儿童玩耍,就像与动物、宠物玩耍一样。17世纪末开始,学校成为教育的普遍方式。这意味着儿童不再通过直接接触和模仿成年人来学会生活,而与成人世界相隔离,开始与同龄人一起,接受专门的规训。这种规训,固然有对童年天真烂漫的破坏的一面,却也是一个人完成社会化的必要过程。

  17世纪的洛克与18世纪的卢梭,在教育问题上就明显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教育漫话》和《爱弥儿》,一个要通过系统训练来培养绅士,一个要通过顺其自然来呵护天性。但两者的共识是,孩子需要被重视,孩子与我们不同。

  工业化生产、科技昌盛和医学进步,既提高了人的经济收入,也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并改善了人的生命质量。孩子不再被视为“家庭生产函数”的投入变量,而被赋予无可替代的自足性价值。家庭的重心逐步下移,一切围绕着孩子来组织。这使得“溺爱”的量级,较之前工业社会有了明显放大。

  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成长成熟的过程,也是其社会化的过程,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对此过程共同负有责任。家庭是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教师。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很多校园霸凌事件中的问题少年,往往在其家庭教育环节就缺乏必要引导,致使形成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活动的觉知,也是区分主体与客体、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自我与外物的重要标志。只有当小孩子明确地说出“我”这个词后,才表明了他不仅感觉到自身,更思维到自身,能够将自身与外物区分开来,他才正式步入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的轨道。哲学家康德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意义早有洞见,他说:

  “人从开始用‘我’来说话的那一天起,只要有可能,他就表现出他心爱的自我,并且毫无止境地推行个人主义,即使不是公开的(因为那会与别人的个人主义相冲突),也是隐蔽的,要用表面的自我否定和假谦虚在别人眼里更可靠地为自己产生一种优越的价值。”

  正如康德所说,因为个人权利观念作为一项重要的现代性价值被承认,那么,自我的外在无限扩张必然可能导致加诸于人、剑拔弩张的后果——“与别人的个人主义相冲突”,因而需要社会化过程塑造其社会认知,形成尊重他人的基本观念和平等待人的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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